對于科研人員來說，使用科研經費往往意味著一不小心就會滑進“犯罪”的深淵。從2013年到2016年，與科研經費相關的案件呈遞增趨勢。
2016年3月16日，清華大學教授、博導付林被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檢察院以涉嫌職務犯罪為由帶走調查，后被控貪污及挪用公款。該案目前仍未完結。
2016年，山東大學教授陳哲宇被濟南市天橋區(qū)人民法院一審判處貪污罪，獲刑4年并處罰金25萬元。案件仍在上訴中。
……
幾起引起人們較大關注的案件背后，是更多科學家因“科研經費使用”被認定犯罪的現象。
涉貪科研經費者 多為項目負責人
以“科研經費”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獲得287個結果，其中有34份判決書與科研人員犯罪有關。
這34份判決書中，科研人員被判貪污罪的占比62%，受賄罪的占比18%，同時被判貪污罪和受賄罪的占比9%，而貪污罪加行賄罪、貪污罪加私分國有資產罪、貪污罪加濫用職權罪、貪污罪加詐騙罪等4種情況各占比3%。
在犯罪主體方面，有74%的犯罪主體為科研人員(25人)，另26%是與科研相關的行政人員。在科研人員這一主體中，又有68%是高校教授(17人)，32%是科研院所人員(8人)。
記者發(fā)現，在科研經費上出現“貪腐”的往往是高校名師，甚至業(yè)內權威。
早在2014年，中紀委就曾在官方網站披露了8名科研人員因弄虛作假套取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資金被依法依紀查處的案例，他們多為所在領域的權威。2013年，《中國青年報》曾報道浙江大學(分數線,專業(yè)設置)教授陳英旭涉嫌貪污科研經費被審判。既是浙大水環(huán)境研究院院長，又是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陳英旭被杭州中級人民法院認定，身為國有事業(yè)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苕溪課題”總負責人的職務便利，采用編制虛假預算、虛假發(fā)票沖賬，編制虛假賬目等手段，將國撥科研經費900余萬元沖賬套取，為己所控，構成貪污罪。
針對課題負責人往往成為涉貪者的問題，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艾靜認為，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目前科研項目普遍實施課題負責人制。艾靜說：“一般由一個比較權威的人負責整個課題組，資金撥到學校的賬戶上，專款專用，課題組的老師負責支配。我的當事人是兩個課題的負責人和一個課題的副組長，權限比較大。”而在監(jiān)管過程中，往往出現了制度的失靈。
記者發(fā)現，通過開具虛假發(fā)票、編造虛假合同、虛列項目開支、編制虛假賬目等手段沖賬套現資金，以及將科研經費挪作他用，是科研經費貪腐最常見的幾種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科研經費腐敗案件中往往出現“外協公司”這一關鍵角色，幫助作案人套取資金。
判決書顯示，2012年至2013年，北京師范大學(分數線,專業(yè)設置)地理學與遙感科學學院教授張立新利用負責無人飛艇遙感平臺項目的職務便利，在向某公司訂購遙感平臺時，與該公司負責人串通，虛增合同價款，待貨款到賬后又由該公司部分返還提現給張立新，張由此騙取科研專項經費45萬元，并利用部分贓款購買了一輛起亞霸銳越野車。
而在陳英旭一案中，陳也是利用課題總負責人的身份，將兩家關聯公司列為課題的外協單位，再通過關聯公司開具虛假發(fā)票、編造虛假合同和編制虛假賬目等手段，將巨額專項科研經費套取變現。此外，大多科研經費貪腐案件還呈現出“長期”和“多次”的特點，隱藏較深，難被察覺。
裁判文書顯示，2008年到2009年間，張立新以支付臨時工勞務費的名義，先后17次從北師大領取25.5萬元科研經費。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法院認定，這些欠款并未實際發(fā)放到“臨時工”手上，而是匯入了張立新的個人賬戶用于日常消費。張立新被認定構成貪污罪。
與張立新相似，曾任山東大學新藥評價中心副主任的劉兆平也是通過安排人員制作虛假校外人員領取勞務費的憑證，從2010年年底到2011年10月，先后分48次從山東大學套取公款119.88萬元。
事實上，科研經費“弄虛作假”的現象在高校及科研單位里屢屢出現，不僅與作案人本身的犯罪故意相關，還與目前部分科研經費管理制度的粗放和不合理密不可分。
用墊付應對經費到賬滯后現有科研經費管理制度的諸多不足，使得科研人員出現一些“迫不得已而為之”的情況，進而使得貪腐案件找到了土壤。
科研項目的立項、進行和結項涉及多個部門，課題經費到賬不及時的情況并不鮮見。艾靜律師說，科研項目的撥款滯后導致老師需要墊付資金，之后往往報銷不及時。
艾靜稱，自己的當事人、北京工業(yè)大學(分數線,專業(yè)設置)教授高立新被指“套取科研經費”，法院認定被告人“采取簽訂虛假合同的方式分三次將國家課題經費套出18余萬元由其個人使用”。但艾靜認為，高立新正是因為課題經費到賬不及時，不得不用個人資金超額墊付課題組成員的勞務費，這才出現了后面虛構采購設備合同套取經費的行為。
“課題組的實際成員數量比申報時多，并且盡管學校規(guī)定給學生的補助為200元，而高立新可能會根據勞動量發(fā)300元、400元。”艾靜說，“加上經費沒有及時到賬，這些錢都是他自己墊付的。由于超額沒辦法報，所以他才虛構了合同。”
“從辯方角度，我們并不認為他構成犯罪，因為欠缺一個主觀要件，就是他主觀上是不是想侵吞或是占有這個錢。”艾靜說，“他后續(xù)套取資金只是為了他之前墊付的支出。”除了用個人資金墊付，還存在用其他項目科研經費來墊付的情況。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李燕萍教授表示，由于科研項目獲準和經費到賬時間不一致，有的科研人員會用其他項目的結余資金來開展下一個課題。這不符合科研經費管理規(guī)定，但按照科研規(guī)律，他需要這筆投入。
北京某高校實驗室助理陳超(化名)表示，因為國家政策調整，可能申報時候的預算格式和撰寫任務時候的預算格式都不一樣，導致科研經費到賬滯后。但這種情況的普遍存在，卻給“故意套取經費”的行為提供了操作空間。
2016年12月，在大連民族學院環(huán)境與資源學院原副院長姜健貪污、詐騙案二審中，姜健上訴稱，由于經費使用范圍和目前報銷規(guī)定之間存在矛盾，他只能通過購買發(fā)票把自己此前合理花費并已出錢墊付的款項平賬，他還表示所有的經費使用都通過了相關領導的審批。但法院認定，雖然姜健辯稱涉案貪污款項系此前墊付，但不能提供證據予以佐證，且墊付款項應通過正常的報銷程序予以核銷，不能用虛假發(fā)票平賬。
報銷困境下的“虛列開支”
即使終于等來了“遲到”的科研經費，有的科研人員一轉身又陷入了報銷的困境。
目前，我國科研經費管理一定程度上“見物不見人”，不少科研項目的經費被允許用于人員費的支出比例偏低，課題經費的申報和評審中也存在人員勞務費發(fā)放比例的限制。而這些規(guī)定難以全面且真實地體現科研人員的智力投入。這種報銷困境往往更多存在于人文社科類科研項目中。
